我小时是立志做一个画家的，因此从小我用功最勤的是绘画事业。在受到祖父的启蒙后，我从十几岁开始正规配资网，正式走上学画的路程，先后正式拜贾羲民先生、吴镜汀先生学画，并得到溥心畬先生、张大千先生、 溥雪斋先生、齐白石先生的指点与熏陶，可以说得到当时最出名画家的真传。到二十岁前后，我的画在当时已小有名气了。在家庭困难时，可以卖几幅小作品赚点钱，贴补一下。
到辅仁期间，我又做过一段美术系助教，绘画更成为我的专业。虽然后来我转到大学国文的教学工作上， 但一直没放弃绘画创作和绘画研究。那时也没有所谓的专业思想一说，谁也不会说我画画是不务正业。抗日战争后几年，我还受韩寿宣先生之约到北京大学兼任过美术史教学，当时他在北大开设了博物馆学系。当陈老校长鼓励我多写论文时，问我对什么题目最感兴趣。我说，我虽然在文学上下过很多工夫，而真正的兴趣还在艺术。陈校长对此大加鼓励，所以我的前几篇论文都是对书画问题的考证。
到了1949年前后，我的绘画水平达到最高峰，在几次画展中都有作品参展，而且博得好评。如1949年前参展的临沈士充的《桃源图》，曾被认为比吴镜汀老师亲自指导的师兄所临的还要好，为此还引起小小的风波。又如1949年后，在由文化部主办的北海公园漪澜堂画展上，我一次有四张作品参展，都受到好评，后来这些作品经过劫波都辗转海外，有的又被人陆续购回。后来我又协助叶恭绰先生筹办中国画院，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，为此陈校长特批我可以一半在师大，一半在画院工作。如果画院真的筹建起来，也许我会成为那里的专职人员，那就会有我的另一生。可惜的是画院还没成立起来， 我和叶先生都成了“右派”。这无异于当头一棒，对我想成为一个更知名的画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，从此以后我的绘画事业停滞了很长时间。一来因在画院为搞我最喜爱的绘画事业而被打成“右派”，这不能不使我一提到绘画就心灰意冷，甚至害怕，正所谓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；二来在以后的工作中，特别强调专业思想，我既已彻底离开画院，那一半也就回到师大，彻底地成为一名古典文学的教师，再画画就属于专业思想不巩固，不务正业了。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“文革”后期，在中华书局点校《二十四史》时，我有时又耐不得寂寞，手痒地忍不住捡起来画几笔，但那严格地说还不是正式的创作，只是兴之所到，随意挥洒而已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拨乱反正后，思想的禁锢彻底解除了，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：这时我的书名远远超过了我的画名，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我原来是学画的出身。那时大量的“书债”已压得我抬不起头、喘不过气来，我找不出时间静下心来画画；即使有时间，我心里也有负担，不敢画：这“书债”都还不过来，再去欠“画债”，我还活不活了？我的很多老朋友都能理解我的苦衷，挚友黄苗子先生曾在一篇“杂说”鄙人的文章中写道：“启先生工画，山水兰竹，清逸绝伦，但极少露这一手，因为单是书法一途，已经使他尝尽了世间酸甜苦辣；如果他又是个画家，那还了得？”此知我者也。所以“文革”后我真正用心画的作品并不多，有十余幅是为筹办“励耘奖学金”而画的，还有一张是为第一个教师节而画的，算是用心之作。
看过我近期作品的人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您为什么喜欢画朱竹？”我就这样回答他：“省得别人说我是画‘黑画’啊！”听我这样解释的人无不大笑。其实这里面也牵扯到画理问题。难道画墨竹就真实了吗？谁见过黑得像墨一样的竹子？墨竹也好，朱竹也好，都是画家心中之竹，都是画家借以宣泄胸中之气的艺术形象，都不是严格的写实。这又牵扯到画风。我的画属于传统意义上典型的文人画，并不意在写实，而是表现一种情趣、境界。
中国的文人画传统渊源悠久，它主要是要和注重写实的“画匠画”相区别。后来在文人画内又形成客观的“内行画”和“外行画”之分：“内行画”更注重画理和艺术效果，“外行画”不注重画理，更偏重表现感受。如我学画时，贾羲民先生就是“外行画”画派的，而吴镜汀先生是“内行画”画派的，但他们都属于传统的文人画，而文人画都强调要从临摹古人入手，和后来大力提倡的从写生入手有很大的区别。我是喜欢“文人画”中的“内行画”，所以才特意从贾先生门下又转投吴先生门下。我也是从临摹入手，然后再加入自己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，追求的是一种理想境界，而不是一丘一壑的真实。
我在《谈诗书画的关系》一文中，曾提出这样的观点：“（元人）无论所画是山林丘壑还是枯木竹石，他们最先的前提，不是物象是否得真，而是点画是否舒适，换句话说，即是志在笔墨，而不是志在物象。物象几乎要成为舒适笔墨的载体，而这种舒适笔墨下的物象，又与他们的诗情相结合， 成为一种新的东西。倪瓒那段有名的题语说他画竹只是写胸中逸气，任凭观者看成是麻是芦，他全不管，这并非信口胡说，而确实代表了当时不仅只倪氏自己的一种创作思想。”
就我个人的绘画风格来说，是属于文人画中比较规矩的那一类，这一点和我的字有相通之处，很多人讥为 “馆阁体”。但我既然把绘画当成一种抒情的载体，所以我对那种充满感情色彩的绘画和画家都非常喜欢，比如我在《谈诗书画的关系》一文中又说：“到了八大山人又进了一步，画的物象，不但是‘在似与不似之间’，几乎可以说他简直是要以不似为主了。鹿啊，猫啊，翻着白眼，以至鱼鸟也翻白眼。哪里是所画的动物翻白眼，可以说那些动物都是画家自己的化身，在那里向世界翻白眼。我又在《仿郑板桥兰竹自题》中写道：“当年乳臭志弥骄，眼角何曾挂板桥。头白心降初解画，兰飘竹撇写离骚。”这首诗不但写出了我对绘画情感的理解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我的绘画生涯：我从小受过良好全面的绘画技法的训练，掌握了很不错的绘画技巧，但对绘画的艺术内涵和情感世界直到晚年才有了深刻的理解，可惜我又没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我所喜欢的这项事业，只能偶尔画些朱竹以写胸中的“离骚”了。我从小想当个画家，并没想当书法家，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书名远远超过画名，这可谓历史的误会和阴差阳错的机运造成的。
（选自《启功口述历史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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